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

17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将其在东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白银、孟加拉棉花以及最终的鸦片（间接交易）是该公司的主要出口产品。
十七世纪中叶，茶叶传入欧洲。1704年后，消费在英国开始流行。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该公司寻求定期进入中国，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政府对海外贸易不感兴趣，只要贸易受到控制并仅限于帝国外围，政府就准备容忍它。到1713年，该公司已获得进入广州的通道，尽管它尝试在其他港口进行贸易，直到1757年中国人将所有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
该公司在称为中国委员会的结构下进行贸易。中国远航载有五六个商人，他们组成一个董事会或理事会，在一个首席商人的领导下，在交易季节管理贸易的各个方面。交易季节从6月延长到2月，尽管在1730年代和1757年之间存在两个委员会，以促进竞争。
商人们乘船返回。1770年，公司决定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1762年，该公司获准在广州建立永久性工厂或贸易站，商人们将在广州停留一年。
为了支付茶水，船只主要运载白银。中国人对欧洲的制造商兴趣不大。为了确保贸易尽可能有序地进行，中国人将贸易的各个方面的管理权下放给一群商人或洪，组织成一个行会或合洪。最初的洪氏一直是活跃的外国商人，但在1730年之后，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广州的欧洲贸易。他们成了经纪人和官僚，是欧洲商人和中国皇室之间的中间人。误解的可能性很大。
1784年的《通勤法》（Commutation Act）加强了该公司对在广州的欧洲竞争对手和国内走私者的立场，将英国的茶叶税从125%降低到12.5%。1757年，该公司进口了130万公斤（300万磅）茶叶，1800年为1050万公斤（2330万磅），1833年为1580万公斤（3500万磅）。
为了结束白银融资这一繁荣的流失，该公司巧妙地应对了两个发展：英国私人贸易商在1780年代主导亚洲国家贸易，以及该公司在印度的领土扩张，使其控制了东北部的鸦片产区印度。
1800年，由于娱乐用途对鸦片的需求增加，中国禁止进口鸦片，主要用于医疗目的。但是通过鼓励这种非法习惯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涉及公司、私人英国商人（公司将非法商品的运输和销售外包给他们）、腐败的中国官员和中国商人的互利商业关系不断发展。
到1820年代，鸦片已超过棉花，成为印度对中国最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并成为茶叶贸易融资的关键。走私贸易商用他们的利润（金条）兑换公司在坎顿发行的汇票（在伦敦或加尔各答支付），使英国贸易商能够安全地回收他们的收益，并让公司支付茶叶费用。
这种良性循环是短暂的。1813年，该公司被剥夺了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并于1833年向所有人开放了中国贸易。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问题。这些情况迅速恶化，导致了1839-42年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及中国以对西方列强非常有利但对中国不利的条件强制开放。